比上不足下有餘

黃蔚澄博士

「自殺真的那麼差嗎? 」來聽講座的一位朋友問。一時語塞的我真不知可以怎樣回應。「我已經準備了炭精、炭爐和炭多年,有了它們在床邊,我感到安全,因為只要有更差的事情發生,我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休息!「......」我正想回應之際,她說:「不用擔心,當我自殺之時,我會肯定那不是衝動的決定,而是理性的選擇!」這位朋友帶出了一個很值得大家(包括研究自殺的學者及防止自殺的專業人員)討論的議題 —— 我們應該 / 可以阻止他人了 結自己的生命嗎? 在什麼情況下可以?

從古至今,宗教、哲學、社會規範都用各種角度反對自殺。天主教認為自殺違反十誡中的「不可殺生」佛教也認為自殺是殺生。有些社會學者提出,公民是社會資產,所以擅自結束自己的生命,等於奪取社會資產。而近代的防止自殺工作,普遍假設大部分自殺者因為精神或心理問題,沉悶壓抑所致,反映自殺並不理性,不單不應鼓勵,更需給予輔導與治療。

然而,在如斯開放的現代社會、處處打著「民主」和「人權」字眼的社會,在某些國家,自殺或多或少已被看成是合理行為。例如荷蘭立法通過安樂死,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似乎,自殺不再被絕對「反對.. 」,筆者估計,往後或會發生愈來愈多所謂「理性自殺」(rational suicide) 事件。若那時回頭檢視我們現在對自殺的禁制政策,可能發現情況與從前人們看同性戀、自慰與生育控制,並沒兩樣。

在人權社會,人有沒有「自殺權」是個議題,但若要給予這「權利」,’我們也要先考慮相對的「義務」及後果,如自殺者的親友定會受著某程度的影響 (姑勿論自般者的決定理性與否)。而政府若要給予「自殺權」,’更有義務去確保市民只在完全的理性情況下行使這權利,意即政府需要提供十分完善的醫療及善終服務,同時,市民亦有盡力地活下去的義務。不過,我相信,既然可以好好活下去,我們根本就不用行使這個「權利」。

話說回來,自殺是理性抑或非理性,這討論並不是我最關心的。真正值得討論的,應該是人怎樣從生存中學懂生活及尋找快樂。研究自殺和心理學多年,我學懂了一件事 —— 要在這異常複雜的社會里尋找快樂,我們定要學做「阿Q」,凡事嘗試用比較正面的方法去想。有人批評這是自我欺騙,不過,給自己多一種看法,又有什麼問題
呢?!我給自己的格言: 人家乘馬我乘驢,仔細思量不如人,回頭卻見推車漠,比上不足下有餘。

黃蔚澄博士,註冊臨床心理學家,現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曾參與本地首項關注自殺者家屬身心健康的實證研究,並著書《留給最愛的說話 — 自殺者家屬未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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