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Young Werther in 21st Century
廿一世紀少年維特

是誰叫年青人去死的?

本中心一項研究顯示,15至24歲男性自殺率明顯上升,由08年每十萬人8.9人增至09年的11.7人,升幅達31.5%。接二連三的自殺事件令人聯想到連鎖效應,年青人萌生尋死念頭,到底元兇是誰?

是悲傷主義?

少年維特,十八世紀德國文豪歌德筆下人物,感傷主義者,人生目標未明,愛上少女夏綠蒂,因對方另嫁他人而舉槍自殺。據稱故事含很大程度的自傳性,然而在結尾部份,它與歌德的個人經歷有所不同,維特自盡了,歌德則繼續沉浸在痛苦和寫作中。《少年維特的煩惱》(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為歌德帶來了一生的名譽和財富,可是此書於1774年發行後,不少歐洲年輕人都模仿維特舉槍自盡,小說因而在一些城市受到封禁,教會和市民皆批評人物威脅到社會的價值標準,亦有人稱它為病態文學,但歌德堅持人必須寫出內心的痛苦。

是自殺名人?

「維特效應」開啟了二十世紀心理學者大衛菲利普(David Phillips)對仿傚自殺(copycat suicide)的研究,他認為一宗廣為人知的自殺事件,在缺乏保護因素下(protective factors),往往會成為被仿效的模式。世界各地皆有證據顯示名人自殺後該地自殺率有上升跡象,而09年本中心一項關於香港、臺灣及韓國娛樂名人自殺引致仿傚自殺之風險評估研究指出,防止自殺工作宜於同年齡族群與同形式自殺高危者著手,首三星期為最關鍵的時間。

是大眾媒體?

不少學者都認為,若要預防仿傚自殺,媒體必須自律克制,亦有人主張立法對報報導手法作管制。學者建議傳媒只報導涉及「公眾利益」的自殺事件,並加插正面解決問題的例子作平衡,避免過分感性化,或詳細描述自殺方式,以防止自殺風氣蔓延。近年網絡資訊流通,新聞對年青人的影響力更是不容忽視,據2010年特區政府統計,15至29歲年青人中,逾兩成半每天上網三至五小時,六成人每天至少上網看新聞一次。在新媒體的使用模式裡,年青人可輕易主動搜尋到新聞事件的細節,家長往往難以干預,未必能夠即時掌握子女獲得資訊後的情緒變化。近年不少機構已開始透過互聯網向公眾發放防止自殺與積極人生的訊息,然而如何掌握互聯網傳播的特性,追上數碼時代的步伐,令訊息發揮最大效用,仍是值得各方思考的謎題。

是生活痛苦?

震驚全中國的深圳富士康員工連環墜樓事件,由2010年1月23日至5月12日,共有十二人墜樓身亡,年齡介乎18至29歲,部份墜樓原因未明,部份疑似自殺,所知動機包括「過年加班費被盜」、「活著太累」及「感情糾紛」等。有人亦以「維特效應」形容事件,針對的不是媒體渲染,而是指一些本來內心痛苦的人,看到別人自殺身亡的消息後,會想模仿他們,處境相似的人影響更大。1994年美國搖滾樂隊Nirvana主音Kurt Cobain自殺曾雖也曾被大事報導,卻沒有出現明顯的仿效現象,也許說明了若非有感同身受的痛苦,人是不會輕易模仿他人自殺的。那麼,如果說「媒體」是「幫兇」,「痛苦」本身才是「元兇」。事實上媒體亦努力探討事件,揭發背後問題,例如工資偏低、工作環境惡劣、機械式作業單調、撫卹金豐厚等,報導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積極作用,揭露了深層矛盾,促進了社會調節。這正是傳媒強大影響力的價值所在,它能改變社會,而許多人的痛苦根源都是來自社會。

是個人軟弱?

常聽上一代人說現今年青人抗壓力低、心理脆弱,小小挫折也承受不了,比不上他們刻苦耐勞。大人總愛說「少年不識愁滋味」,卻忘了那是古代詩詞,現今年青人要面對的社會狀況,上一代人自問有用心了解嗎?幾十年前,人們只求平庸地活著便知足,子女不學壞就好,現今社會卻對年青人有了要求,個個要有高學歷,打份好工,結婚要大排筵席,繼而買車買樓,他們既要滿足別人的期望,又要適應時代的變化,根本不勝負荷。失業失學者向來是自殺高危族,然而就算有工開的,大機構不仁,小機構難做,工作滿足感極低,工時亦偏長,往往無法兼顧感情與其他個人問題,身邊沒有伴侶可依靠,長輩又不支持體諒,處處響起悲情的歌,人人埋沒理想地過活,麻醉來得輕易,難怪陷入絕望。須知道刻苦耐勞的態度與堅強的心志都是磨練出來的,父母自問有沒有告訴年青人要為自己的目標堅毅不屈呢,還是早早就打擊他們,或迫他們改變志向?近年開始有人關注到「港童」現象,說他們缺乏自理能力,這都是父母和傭人縱容造成的,但父母又要求他們學幾種語言幾種樂器和補習,孩子完全沒有自己的空間,他們的心理狀況與成長發展令人擔憂。上一代人自力更生,缺乏長輩指導,心理未見得沒有缺陷,現今若要年青人堅強,家長責無旁貸,自己也得追上時代。

是文化價值?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9年的數字,全球逾六成自殺個案發生在亞洲,與2000年比較,歐洲有68%地區自殺率下降,而西太平洋卻有14%地區自殺率上升,83.8%地區數字未明,可見地區的發展與個人快樂關係密切。然而這十年以來,不但自殺研究與資源增加在比例上追不上亞洲自殺人口的上升,坊間對價值觀的不平衡亦未見有明顯覺醒,仍維持著有錢才是成功的觀念,政府在改變風氣上未發揮領導的作用,這是社會文化久病不癒的重要原因。與西方國家比較,香港貧富懸殊嚴重,工作壓力過大,福利制度不夠完善,市民精神健康意識偏低,政府反應被動,這些都得靠各方努力爭取改善,不可抽手旁觀以為事不關己。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平衡,在保守的時代,公然釋放負面情緒是一種平衡,但在迷失絕望的時代,積極盼望才是所需的平衡。雖然人生有痛苦不能完全否認,也有人自願選擇沉浸於痛苦中生活,但如果社會健全一些,家庭快樂一些,歌德的人生也許就沒那麼痛苦,少年維特也許會另覓他愛,體會到真愛意義,過著無比豐盛的詩意生活。


Reference

Fu, K. W., & Yip, P. S. (2009). Estimating the risk for suicide following the suicide deaths of three Asian entertainment celebrities: A meta-analysis approac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70, 869-878. Estimating the Risk for Su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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